新帝远在朝堂，更在意以雷霆手段震慑不臣，维护皇权的绝对威严，对于这些附逆的细节和苦衷，未必有耐心去一一甄别。

但长安不愿意一刀切。

她站在江陵城头，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富庶与脆弱，深知一味株连只会逼反江南，而过度宽纵则会养虎为患。

于是在李嗣升给予的专断之权下，长安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永王及其党羽简单押送长安了事，而是亲自坐镇，夜以继日地审问永王的心腹谋臣和将领，并命文书官将查抄出的永王府所有往来文书账册逐一梳理检校。

烛火通明的书房内，卷宗堆积如山。

永王一案的主动附逆者，如核心谋士薛镠，积极为永王筹措军资并企图以此谋取高位的富商甲氏，有其与永王的大量密信，清晰可见其怂恿策划之迹，证据确凿。

对这些主犯，长安将证据整合，派人一道槛送京师，其家产尽数抄没。

对被胁迫者，如一些手中并无兵权，因家小被永王控制而不得不为其效力的文官，首先时核实对方确实未曾参与核心谋划，且确认无恶行后，长安才将归为附庸，注明无作恶。

而对受诓骗者，如一些地方乡绅，因听信永王奉密诏勤王的谎言而捐献了些许钱粮的，长安命人将其名册单独列出，注明受蒙蔽，情有可原。

一张一张文书查验，长安还从文牍中发现了一些表面屈从永王，实则暗中传递消息保护百姓的官员， 对于这些人，长安将其功绩详细记录，附于捷报之后，奏请朝廷褒奖任用。

在将永王等人押解进京后，一份出自长安的奏疏抄本，和她亲笔签署的安民告示，便由信使快马传檄四方。

告示中明确写到“江南士庶多被诓骗裹挟，情非得已，今首恶既擒，各安其位，勿复惊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