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了西汉，推恩令拆碎了诸侯国的割据根基，盐铁官营攥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，中央集权的根基，扎得更深、更稳了。除了皇位依旧世袭，那些靠着血缘就能世代掌权的贵族政治，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官员要靠察举征辟，才能走上朝堂。

可时代的局限，就明明白白摆在那里。没有普及的造纸术，更没有后世的印刷术，书本是千金难买的奢侈品，知识天然被少数人攥在手里。再加上察举制本身的制度漏洞，那些有钱有势的世家大族，慢慢垄断了读书的机会，垄断了做官的门路，也垄断了地方的经济与话语权。门阀士族，就这么在和平年月里，悄无声息地长成了参天大树。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，中央与地方的裂痕越来越深，寒门与士族的鸿沟，也越来越宽。

当这些矛盾攒到了极致，再也无处安放的时候，黄巾起义的烽火，一把烧穿了东汉的万里江山。皇权塌了，地方的门阀们趁机拥兵自重，天下分崩离析，便有了汉末的群雄逐鹿，有了三国的烽火连天。

魏晋一统，可破碎的秩序并没有真的拼好。门阀依旧把持着朝堂，垄断着天下的权与利。更要命的是，百年战乱掏空了中原的根基，汉族人口锐减，北方的大片田地荒草丛生，草原的游牧族群，便一步步南下内迁而来。阶级的矛盾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，再叠加上尖锐的民族矛盾，三重烈火一起烧，西晋的江山，转眼就碎成了齑粉。

小主，

天下，就此坠入了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的乱世。这一乱，就是数百年。北方的战火，把繁华城郭烧成了断壁残垣；南方的门阀，在醉生梦死的安逸里，烂到了根里。旧的制度、旧的阶层、旧的秩序，全都在战火里被碾得粉碎，只等着新的生机，在一片废墟里破土而出。

隋唐的建立，终于给这片乱世画上了句号。均田制、租庸调制、府兵制、三省六部制，再加上彻底改写了阶层流动规则的科举制，一套全新的制度体系，把中华帝制时代，推上了前所未有的巅峰。贞观之治的清明，开元盛世的繁华，就此永远写进了史书里。

尤其是科举制的推行，让哪怕是寒门的子弟，只要读得了书、考得中功名，就能踏入朝堂，走到权力的中心。这扇向上的门一打开，整个天下，都活了过来。

可盛世的阴影里，致命的隐患早就埋好了。最核心的两处，一个是均田制，一个是节度使制度。

唐初的时候，天下有太多无主的荒地，朝廷能把田地公平地分给百姓，均田制才能稳稳立住，这也是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。可日子久了，人口越来越多，能分的地越来越少，世家大族还在无休止地兼并土地，朝廷手里的公田飞速流失，均田制，慢慢就走不下去了。

百姓分不到地，却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，只能背井离乡，成了逃户。逃户越多，朝廷能征税的人家就越少；征税的人家越少，剩下的百姓要交的税就越重，逃户也就更多。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循环。大唐的国库，一天天空了下去，哪怕后来有两税法的改革，也救不了这积重难返的局面，盛唐的荣光，终究是一去不返了。

而节度使制度，更是给大唐的棺椁，钉上了最致命的一颗钉子。原本只是为了加强边疆防务设立的节度使，慢慢攥住了地方的军权、财权、行政权，从朝廷的守边臣子，彻底异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