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警署出来，吴鸣锵往洋行集中的皇后大道走。沿途的店铺大多挂着“大减价”的牌子，却没什么人光顾。一个从前认识的犹太老板正指挥伙计把布料往屋里搬，见了他，一边打招呼一边苦笑着摇头：“别说是船票，就连大米都被鬼子管控了，我这店再过半个月就得关门，全家打算往中立国跑，可签证比登天还难。”

路过一家米铺，排着的长队比昨天更长，队尾的老婆婆怀里抱着个饿得直哭的孩子，手里攥着几张军票，嘴里反复念叨：“怎么还不到我……”突然眼前一黑倒在地上，周围的人只是麻木地往旁边挪了挪，没人敢扶——这年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吴鸣锵攥紧了口袋里的东西，又去了趟黑市。贩子们见他来了，纷纷凑上来：“吴老板，要粮食不？刚到的大米，红薯，贵是贵点，能填肚子。”“有鸦片，换船票也行啊！”他摇着头往前走，看见个熟悉的面孔，是从前做走私生意的同行，正蹲在地上数军票。

“有船吗？”吴鸣锵蹲下来问。

那人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：“有是有，去广州的，得在海上漂三天，没吃没喝，你敢不敢？”

“去澳门。”

“澳门？”那人啐了口唾沫，“葡萄牙人现在跟鬼子穿一条裤子，查得比香港还严，上个月有艘船被截了，一船人全喂了鱼。”

吴鸣锵的心彻底沉了下去。他往回走时，看见几个孩子在垃圾堆里翻东西，手里拿着半截发霉的面包，抢得满脸是灰。一个年轻媳妇站在街边，怀里抱着件旧棉袄，低声问路人：“换点吃的就行，给孩子换口粥……”

风里飘着煤烟和馊味，吴鸣锵裹紧棉袍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

回到家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桂儿见他空手回来，没多问，只是让丁香把温在灶上的粥端了出来。吴鸣锵喝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，看着桌上半袋糙米，低声说：“再等等，我总能想到办法的。”

桂儿点点头，往他碗里拨了点咸菜。窗外的风呜呜地叫，像无数人在黑夜里哭。

这时候阿诚也回来了，他也是满脸的丧气，而且佝偻着身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