姑姑说她小时候庙会，满耳都是京腔京韵，撞见的多是老街坊，碰面就寒暄。她隔了这么多年回来逛庙会，只觉今年格外不一样，多了太多外地口音。

姑姑说：“看那些人的模样，日子过得怕是不易，好些人衣裳旧得打了补丁，眼神里带着茫然，蹲在路边啃干硬的馒头，看着竟和逃荒讨生活光景差不多，透着股说不出的落魄。”

杨明轻轻点头，给姑姑解释道：“这两年不少地方工厂效益一年不如一年，尤其是东北那边的老厂子，好多工人捧了半辈子的铁饭碗说丢就丢，成了下岗职工。

一家老小要吃饭要糊口，家里寻不到活路，只能背井离乡往外跑，全国各地四处辗转讨生活。

庙会人多客流大，好歹能寻个落脚地，或是摆摊或是打听活计，说到底全是被逼无奈，谁愿意抛家舍业在外头颠沛流离。”

这个年代，正是新旧规则撕扯难捱时候，政企压根没个清晰界限。厂里的厂长顶着行政头衔，管生产还得管职工一家老小吃喝拉撒，学校医院全绑在企业身上，厂子效益好还行，一旦效益不好，最先垮的就是这些老厂。

可厂子倒了，上边政府也没辙，这年头各个地方财力都紧巴，全靠着企业利税周转。企业自顾不暇，政府手里也没余钱，哪有能力顾得上失业工人。

这会儿也没有什么像样保障规矩，社保低保全是没影儿的事。所谓下岗安置，大多是效益好点的厂子发仨瓜俩枣安置费。更多厂子连这点钱都拿不出，只能让工人自寻活路。

各种规章制度看着摆在那儿，实则漏洞百出，遇事要么没人管，要么各部门推来推去，谁也不愿担责。

不只是东北重工业大厂，全国但凡老工业扎堆的地方，都难熬。只是东北那边厂子大，职工多，这股下岗潮来得更早更猛罢了。

随着全国各地下岗职工大批涌进京城，城里的中介公司也跟着遍地冒头，专盯着外来务工人员忙活。

杨明的旅馆常被这类中介骚扰，要么有人上门打听要不要雇人，要么打电话推销廉价劳力，张口就是薪资要求低，说工人听话肯干，根本不提人家的难处。